香港框框杂文是怎么产生的

香港框框杂文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，是特定地缘、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背景下产生的，更确切地说．是一个特定的“文化悖论”处境下的产物。黎海华在《城市节奏与香港散文)一文中说：“殖民政府的管治，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，加速了她现代化的步伐，使她亦无可避免地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和熏陶。香港人在种种历练和变革中，大抵锻炼了一份强烈的求生意识，‘生存’是首要之务。”“香港对各方的文化和艺术，包容性极大，也因此在艺术的观照上、文化的触觉上，对作家制造有利的条件，但她的经济体制、政治气候、社会结构，亦有局限性。她的局限，可能也是挑战之处。”对于香港作家和香港文学来说，中国和外国，古代和现代、物质和精神，客观和主观，整体和局部，人性和异化，审美和实用，长远和目前，……这诸如此类的矛盾纠葛，一件事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的缠绕牵连，往往不是走向冲突对抗，而是在怀抱着希望和信念的前提下，在低调处理的过程中走向融汇。也斯说：“若城市变得非人化，我们总是希望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。”(《书和城市》序)黎海华在分析香港散文对城市价值取向时说：“抗拒有之，接纳有之，亦有处于二者之间者，有疑虑、有反省，有刺痛、也有感激，有热爱、亦有批判。表达方式，重知性有之，重感性有之，或二者兼具。平铺直叙有之，委婉表达有之。怎样阅读这个城市，观看这个城市，又与个人成长的背景、际遇、个性、理念、文化嗅觉息息相关。”